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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清德接管民进党遭各方质疑 台媒：美国对他都有疑虑******

　　【环球时报特约记者 陈立非】台湾地区副领导人赖清德18日正式就任民进党主席，对于备受关注的两岸关系，他的论调被认为比蔡英文更危险。对于他可能成为民进党2024年选举的候选人，岛内和美国都表示担忧。

　　被批赤裸裸搞“一边一国”

　　1月18日，赖清德从代理党主席陈其迈手中接下印信，正式成为民进党主席。他声称，民进党的两岸政策服从于1999年通过的“台湾前途决议文”，他带领下的民进党，会持续站稳蔡英文的“四个坚持”，继续蔡的两岸路线。多名赖清德阵营核心人士辩解称，外界理解的重点应放在“务实”上，而非“台独工作者”。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教授唐永红18日表示，赖清德的说法就是赤裸裸的“一边一国”“一中一台”，让两岸政治矛盾更加不可调和，在这种情况下，不只两岸关系不可能和平发展，甚至也无法“守护台湾”。他批评赖清德意图把台海风高浪急可能掀翻两岸和平之舟的责任甩锅大陆，企图以此掩盖或化解两岸结构性矛盾及其对台海和平与两岸交流带来的冲击，“但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台湾民众应有智慧，不至于被这种似是而非的言论蒙蔽。上海东亚研究所助理所长包承柯直言，赖清德上任党主席的第一天，“台独路线就一目了然”。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18日对赖清德喊话称，大家最想知道的是“什么叫做务实的台独工作者”，赖要给各界一个明确答案。他说，民进党若持续推动“台独”就是违反全民意愿，伤害区域和平与两岸安定。“立委”赖士葆19日称，赖清德的“务实台独”就是“台独”，比蔡英文更冒进、更危险。“立委”费鸿泰批评称，赖清德现在要追随蔡英文的步伐，既然如此，不就预告跟蔡这几年的做法都一样？台湾不会有焕然一新的局面，蔡英文继续当党主席就可以了。

　　长期在深绿的台南

　　赖清德1959年10月出生在台北县(今新北市)，父亲是一名矿工，祖先来自福建漳州。他两岁时，父亲遭逢煤矿灾变突然去世，母亲独立拉扯6个孩子。赖清德先后毕业于台湾大学复健医学系、成功大学医学系以及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1994年，他接下民进党提名的陈定南台湾省长竞选总部“全台医师后援会”会长，开始以长期担任医生工作的台南市作为政治舞台，两年后当选台南市选区的第三届“国民大会”代表，1998年当选“立委”并连任。赖清德的妻子吴玫如相当低调，两人育有两个儿子。

　　2009年1月，民进党决议由赖清德代表参选台南市长，2014年连任。他当时承诺，将做满4年任期。但2017年9月，时任“行政院长”林全向蔡英文请辞，赖接替林全组建“内阁”，他也因为违背自己的政治承诺而遭到台湾舆论的猛烈批评。2018年11月，台湾举行“九合一”选举，民进党惨败，赖清德次年1月请辞获准，他的职务由苏贞昌接替。2019年3月，赖清德正式宣布参与202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党内初选。

　　这也让他与蔡英文的矛盾大爆发。当时脸书出现不少攻击赖清德的粉丝页，有些留言及制图用字相当激烈。台湾资深媒体人黄暐瀚曾在节目中说，“民进党为了让小英能确保胜出，下达格杀令，网军键盘手直接瞄准赖清德”。挺蔡英文的粉丝页，把赖清德的侧翼都洗成是国民党籍前高雄市长韩国瑜的支持者，然后再质疑赖，甚至下令敢动蔡英文就“全面开战”。赖清德实在忍不下去，一度公开向蔡英文喊话称，“蔡英文的网军不要再攻击抹黑我，这对未来团结没有帮助”。前台北市议员罗智强笑着说，别人说蔡英文有网军，你可以不信，但这次可是“赖清德亲口认证小英有网军啊”。最终，赖清德不敌蔡英文，成为其副手。

　　“不可疑美”与“疑赖”

　　TVBS民调中心17日发布的民调显示，国民党若由新北市长侯友宜或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参选2024，他们都以34%的支持度领先赖清德的25%。分析称，赖的“台独”论调让岛内外不安。

　　2017年9月，时任台“行政院长”的赖清德在“立法院”答询时自称，他是“主张台湾独立的政治工作者，也是一个务实台独主义者”，次年3月他又重申自己是“台独工作者”。鼓吹“台独”让他饱受质疑，为了追求202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一职，赖清德近来刻意低调，抛出所谓的“和平保台”论调，企图与蔡英文的“抗中保台”进行切割。对此，大陆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强调，“台独”与和平水火不容。如果真的要台海和平，台湾一些政客就应该放弃“台独”分裂立场，回到“九二共识”基础上来，不要再当外部反华势力的棋子。

　　1月8日，赖清德在竞选党主席政见发表会上称，不能让怀疑美国的言论成为社会共识，否则台湾会很危险。前“立委”郭正亮认为，这是赖提早向美国表态示好。中时电子报刊登的一篇评论称，蔡英文相信美国人，特朗普军售台湾11批次、拜登军售8批次，可是花了天价买军火，台海越来越安全吗？

　　《旺报》17日的社评称，若美方相关作为对台湾生存和发展有利，台湾当然欢迎，若反其道而行，台湾当然要理直气壮拒绝。更何况，美国抛弃盟友、过河拆桥，甚至为一己之利践踏道德底线的例子屡见不鲜。文章认为，绿营不允许有人对美国支持台湾的决心和能力提出质疑，对内是政治斗争需要，对外让台湾失去战略自主性，变成美国予取予求的免费自助餐。

　　即便赖清德“真情告白”，美国对他也并不信任。英国《金融时报》采访了美国前国安官员等熟知内情者，他们披露美方对赖一再宣称“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等言行感到不安，对他能否妥善处理两岸关系存有疑虑。中时电子报发表社论称，赖清德这样一个对当权者腿软，又缺乏国际高度的政客，显然不具备治台的格局。赖清德将积极投入2024年选举，“面对民众诸多疑虑，他应该先说清楚，到底要把台湾带到哪里去？”（环球时报）

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基层治理的理念及其实践******

　　作者：杨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中世纪到大革命前夕，法国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纽带，维系着城市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市民对城市的认同。不同社会纽带的背后是不同的城市共同体构建理念，在制度层面则形成相应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治理模式。

　　第一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信徒的共同体，城市的使命在于模仿和实现“上帝之城”，对本地主保圣人的崇拜和纪念是市民身份认同的纽带，因此城市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堂区，本堂神甫同时承担堂区内部分世俗管理的职责。这种类型的城市在法国中部和南部较多，比较典型的是昂热。

　　第二种理念将城市视为多个行会联合而成的大行会，市民身份和行会成员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城市，行会理事同时肩负市政运转和基层管理的双重角色，与行会联系密切的兄弟会是市民团结的重要纽带。这种类型的城市多存在于手工业和商业较为发达的法国东北部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里尔、杜埃和瓦朗谢讷等。

　　第三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一个自治和自卫的共同体，城市存在的意义就是保护市民的安全。在当时语境下，城市安全包括对外防卫和内部治安两个方面，前者指不受军队的掠夺、流民的袭扰和领主的侵犯，后者则包括维护内部秩序，应对饥荒、火灾和瘟疫。因此，此类城市的基层治理主要依靠集民兵自卫和市民参政功能于一身的市政街区。街区和与之紧密相连的民兵组织是市政府和市民之间的纽带。这种模式下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街区官员，巴黎、图卢兹等城市是典型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城市构建共同体的三种模式并非截然分明，相互排斥。以巴黎为例，街区是正式的基层治理框架，但行会理事经常被选为区长，而且区长正式就职前需要本堂神甫为其品行担保。由此可见，行会和堂区的代表在以街区为主要框架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并未缺席。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大革命前法国城市基层组织的设置，从名称到职能不尽相同。不过，城市选择以何种共同体理念作为市民认同的纽带和基层治理的基础，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城市居民的构成。具体来说，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与城市人口规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本身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

　　以堂区为基层治理组织的城市往往是中小城市。城市居民共同的精神生活以堂区为单位进行，堂区的居民往往相互认识并经常见面，便于商议公共事务。此外，堂区登记簿保留了堂区居民出生、婚姻和去世的记录，为市政府了解基层社会提供了宝贵而关键的信息。

　　在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行会是市政机构和市民的中介，行会成员对于行会的认同自然转化为市民对城市共同体的认同。在大革命以前的法国城市中，同行业的劳动者往往集中居住和营业，这为行会行使基层治理职能提供了空间上的便利。作为规范和监督成员经济活动、并为成员提供保护的组织，行会既能自上而下地执行市政府的命令，也能自下而上地反映市民的诉求。对工商业占主导的城市，这是一种成本低且效率高的基层治理模式。

　　大体来说，在堂区和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中，世俗政治权力未能建立起专门的基层治理组织，而是选择借助教会行政体系和行业社团进行基层治理。到18世纪，随着法国民众信仰的淡漠和行会的衰落，这两种基层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在大革命后或被废除或被改造。相较而言，以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能够克服以上局限性。首先，这种基层治理模式不依赖任何社会组织，反映了市政府对基层控制的加强。其次，街区的设置更加灵活，市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特别是城市空间的扩张，增设街区，而不必依赖堂区和行会的既有框架。最后，正因为淡化了信仰属性和行业属性，市政街区可以包容信仰不同、职业不同的市民，比较适合市民构成复杂、职能多元的大城市。

　　巴黎和图卢兹都用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并非偶然。作为首都，巴黎市民的多样性不言自明，而图卢兹则是法国南部奥克语区的中心城市，拥有高等法院、大学等机构。两座城市的基层治理体制都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经过市政府和国王的协商后确立下来，并沿用到大革命前。这种基层制度的安排根植于中世纪晚期动荡的历史背景，体现了国王和市民就确保城市安全所达成的共识。

　　由于人口规模和城市空间的差异，巴黎和图卢兹的市政街区在数量、层级以及官职设置上有所不同，但基层治理的理念和实践却是一致的。街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街区内部被划分为五十户区、十户区等次一级的区域，由区长、五十户长、十户长负责管理。街区的各级官员都由市民推举或选举产生，一般是由辖区中名声好且获得一定职业成就的市民显贵兼任，他们同时也拥有选举上一层官员甚至参加市民大会选举市长的权利。街区基层官员同时担任街区民兵队长，负责征召辖区内的市民组成民兵，平时负责看守城门和维护街区治安，危急时刻则协助城市抵御外敌。因此，街区实际上集社区、选区和军区为一体，其代议职能和军事职能不可分割。总之，以市政街区为框架的基层治理嵌入基于邻里关系和职业声望的人际网络中，让市民显贵担任街区公职的同时受到普通市民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调节城市内部矛盾，促进市民的团结和城市的稳定。

　　然而，市政街区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首先，市政街区实施的市民自治实质上是有产者的自治。只有在城市内拥有固定住所，按时缴纳城市各项税收的市民才有参加民兵和选举街区基层官员的资格。而当选街区官员的财产门槛要求更高，因为这些无薪水的荣誉职务会占用大量时间，只有家境殷实且有闲暇的市民才能充任。这意味着佣人、穷人、打零工者、流民、外地人等城市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没有政治权利，反而成为街区制度统治和防范的对象。市民内部在16世纪开始发生分化，大商人和食利者等市民上层为了垄断区长官职以及参加市民大会的资格，设法限制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中下层市民的参政权。如1554年《贡比涅敕令》剥夺了巴黎手工业者担任区长和当选城市大会代表的资格。街区内市民内部的分化和区长职位的寡头化阻断了中下层市民的上升空间，等级制关系取代了邻里团结，损害了街区乃至城市的凝聚力，并造成街区制度的衰落。其次，从17世纪开始，法国有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大城市，导致以邻里关系和社交网络为基础的基层治理模式难以覆盖所有城市人口，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最后，街区的自卫职能在17世纪后期因技术和政治原因走向衰落。一方面，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军队的专业化，市民临时组建的民兵在技能、装备和训练上与常备军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近代法国国力、军力的上升让城市免于外在的威胁，而城市民兵在宗教战争和投石党人运动中表现出的自主性又对王权构成了潜在威胁。1670年巴黎城墙被国王拆毁后，巴黎民兵实际上陷入瘫痪；同一时期，图卢兹十户长的军事职能也近乎消失，其职责重心转向基层治安和司法调解。

　　总的来说，同时赋予市民参政权利和自卫义务的市政街区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特征，它虽在旧制度末期一度衰落，但在大革命时期又被再度激活，奠定了法国现代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框架并影响至今。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